微信紅包的社會文化意義解讀



——基于一個“70后”老同學微信群的考察

劉華芹

2019年12月20日10:13  
 

來源:《西部學刊》

摘要:微信紅包作為一種新的紅包形式,其在微信群中的流行既是對中國傳統禮俗文化的延續與發揚,又與現代追尋娛樂精神的大眾文化相契合,同時又與當前的社會結構相關聯。微信紅包的符號運用除了能夠彰顯社會分層,還可以起到社會動員、社會支持以及調和群體內部矛盾的作用,本文基于對一個“70后”老同學微信群的考察,就此進行了研討。

關鍵詞:微信群;紅包;傳統禮俗;大眾文化;社會結構

傳統意義上的紅包是過年的時候長輩給予小輩的壓歲錢,表達對未成年小輩的關愛和祝福。在一些地方,紅包也是成年小輩對年老長輩表達孝心的方式,是一種地方禮儀文化,遵循人際交往的規則。紅包的數額受地方習俗的影響,也根據紅包給予者經濟能力以及與接受者關系的親疏遠近而定。紅包作為禮物,與其它禮物一樣具有情感、倫理和工具的功能。[1]207

在微信時代產生一種新的紅包形式,即微信紅包。微信紅包自2014年1月26日上線以后,迅速流行開來。根據企鵝智酷2016年3月發布的《“微信”影響力報告》中的數據,近七成用戶每月支付/轉賬額度超過100元,微信紅包是微信支付中滲透率最高的功能,有84.7%的用戶用過紅包。[2]春節期間及特定節假日更成為收發紅包的高峰期。

關于微信紅包的研究,學界主要集中在經濟、金融、新聞與傳媒、法律領域,有關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微乎其微。對于微信紅包的社會文化意義,目前有限的文獻呈現出了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微信紅包缺乏禮物流動、情感價值和信用制度的約束,違背了中國傳統的道義精神,也消解了紅包作為禮物的符號價值和交往意義。[3]另一種觀點則強調微信紅包的社交意義,認為微信紅包的流行,代表了隨網絡興起而復興的“禮物經濟”,微信紅包兼有互惠互利和饋贈分享的意味。[4]

以上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作者的經驗主觀色彩濃厚,缺乏具體情境和資料支撐。微信紅包使用范圍非常廣泛,其影響與意義不能一概而論。除了部分商家發給用戶的公共營銷行為,微信紅包主要在微信群中流動,而微信群具有多元性,有基于親緣的親屬群,基于地緣的同鄉群,基于業緣的同學群、同門群、同事群、同行群、合作伙伴群,基于趣緣的各種興趣群,以及基于某特定目標而建立的各種臨時群等。這些不同類型的微信群,由于其主要聯結紐帶不同而構成了不同的交往情境,考察微信紅包的意義不能脫離這些不同類型的關系群體及情境,要把微信紅包現象放到具體的情境中去研究。鑒于此,本文采取個案研究的方法,聚焦一個高中老同學群中的紅包現象,考察群成員使用紅包的具體情境、行為及其社會文化意義。這個老同學群是一個以“70后”為主體的群體,本文稱之為M群,以下是M群的基本情況。

M群是山東省招遠市某高中文科班的微信群,2016年春節期間建群,截止2017年6月,共有62位成員,其中男性29人、女性33人。除去兩位老師,其他成員都是70年代生人。群成員部分在線下的現實中有一定的交往,這種交往一部分基于同學情分,另外一定程度上也基于地域性——大部分的同學分布在膠東半島,在工作或生活中易產生交集。據統計,在62位的群成員中,煙臺所轄范圍內有45名成員,其中煙臺市區有9名,下轄的招遠市有35名、蓬萊市有1名;分布在山東省其它城市的有9名成員,其中青島有6名,威海、萊蕪和濱州各1名;分布在省外的成員只有8位,其中兩位屬于招遠市屬單位長期外派,一位在丹東,一位在喀什,他們的家屬則在招遠市,另外6位分別在保定、杭州、廣州、佛山、上海和天津定居,但他們的父母輩還在招遠居住和生活。從微信群成員的職業來看,有近十分之一的成員屬于私營企業主和企業高收入者,三分之一以上屬于專業技術人員和公務員,主要在學校、律所、公檢法系統、政府部門工作,其他近一半的成員屬于個體工商戶、產業工人、商業服務員工及賦閑在家人員。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2016年6月下旬至2017年6月下旬M群里的聊天記錄,所有記錄都存儲在筆者的手機儲存卡里,以方便查找和導出。從保護群的隱私性考慮,對從群名到個體成員均進行了匿名處理。

一、傳統禮俗的延續與發揚

微信紅包在M群中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延續了中國傳統禮俗文化,發揮著傳統紅包的情感和倫理功能,這尤其體現在節假日的問候與祝福以及喜事分享和慶祝兩方面。

一是節假日的問候與祝福。微信紅包在春節等中國傳統節日和一些新興的節日里出現的頻率更多一些。在春節、元宵節、中秋節這些傳統節日里,諸如“過年好,給家人拜年啦”“中秋節快樂”此類的紅包不斷,這種情境下的紅包延續了群成員在傳統節日里向親友表達喜慶、團圓和祝福的文化意義。根據觀察,發紅包的高潮是大年三十晚上及初一清晨,在傳統面對面拜年的初一至初三,群里紅包數量并不多,大家忙著線下的走親戚,可見群里的祝福與娛樂并未擠壓傳統方式的拜年活動,微信紅包在同學群中只是傳統方式之余的一種有效擴展,且主要維持在線上空間。

除了傳統節日,伴隨著一些新興的諸如婦女節、母親節、父親節、教師節這些特定身份群體節日的流行,紅包的問候與祝福用場也擴展到這些節日,彰顯了這個群體成員的社會性別身份、家庭身份及職業身份。作為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對生命歷程和身份角色的體會已比較深刻,因此在婦女節、父親節、母親節中成員通過發紅包表達對他者和自我身份角色的理解和祝福,同時也借節日的機會露個面兒,與同學們聯絡一下感情。

例如,在2017年的“三八”婦女節有7位男生發了“女同學們節日快樂”“女神專屬,節日快樂”“發紅包的男士搶吧”等11個紅包。在父親節,有7位女生發了“父親節快樂”“父愛如山,節日快樂”等9個紅包,也有4位男生發了“祝愿父親們幸福安康”“當爹的節日快樂哈”等4個紅包。因為群里有兩位當年的老師,以教師為職業的成員數目在群中也占到五分之一強,因而在2016年教師節,群里非教師成員發了總計17個以“教師節快樂”為名的紅包,表達對教師成員的感謝和祝福,此外還有引發的娛樂紅包11個。微信紅包在這些節日里起到了自我表達、群體表達和溝通感情的作用。

二是喜事分享與慶祝。喜事分享與慶祝是紅包出現的另一重要情境。有些成員工作、生活中的喜事會在群中分享,發紅包是相伴隨的一種表達慶祝的方式。例如,2016年9月12日,群成員M9生了二胎,甚是高興,在群里發布“喜獲千金一枚”的消息,群里頓時恭喜聲一片,有9位男生2位女生發送了祝賀紅包,M9自己也發了一個“同喜同喜”紅包。

線下部分同學的相聚也是值得慶祝的事情,聚會者除了自己高興,也會讓群里其他成員分享一下相聚的快樂。通常的模式是參與聚會者在微信群里發布現場照片,并必不可少地發送紅包,參與聚會者及群里圍觀成員參與搶發紅包和評論。由于群成員平時各自忙碌,相聚一場并不容易,無論三五人的小聚還是十一假期三十余人的大聚無不采取這種模式。

例如2017年正月十二日晚上,外派至丹東工作的M1回到招遠,兄弟們便組織了一場聚會。聚會人物有他的3位結拜兄弟M5、M9、M11,還有在招遠市某中學任教的兩位男生。最初是M1以“我回來了”為題發一個50元的紅包拉開了序幕,在此過程中他的三位結拜兄弟都發了紅包,兩位任教的男生只參與了搶紅包,沒有發紅包。這次的紅包數額比較大,分別是66.66元、66元、66元,這個數額跟正月有關,也跟出場人物有關,M1在工作單位主管財務,意氣風發,正月難得回到家,又跟兄弟們聚會,自然高興,所以出手就是50元。而平時很少在群里說話的M9身為某局副局長以“同學們萬事順心”為名,取數字“66.66”的諧音表達美好祝福,其他兩位兄弟M5和M11便也跟著分別發了金額為66元的紅包。除了聚會參與者,群里圍觀者有3位男生、7位女生,其中M7曾是M1的老同桌,發了一個題為“歡迎M1回家”的30元紅包,圍觀女生F5和F3與M1私交不錯,分別發了一個題為“新春快樂,萬事如意”的8元紅包和一個題為“快下手吧”的6元紅包。

在喜事分享與慶祝的情形下,從是否發紅包以及發送的數額可以看出參與者與當事人關系的親疏遠近,體現了人情的原則。由此,不管是節假日的問候與祝福,還是喜事分享與慶祝,都是對中國傳統禮俗文化的一種延續。不同的是,節假日中線下紅包在親緣關系中的流向是長輩給小輩或者成年小輩給長輩,在業緣關系中是老板給下屬員工派送,體現了某種階序性,微信群紅包則打破了這種階序,每個成員都可以自主地參與其中,這與追尋娛樂精神的大眾文化相關聯。

二、大眾文化下的娛樂實踐

除了對傳統禮俗的延續與發揚,微信紅包的流行也與當前追求娛樂性的大眾文化相契合。大眾文化在我國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而興起的一種文化現象,[5]是一種強調消費的、世俗的、娛樂的、技術的和時尚的文化。[6]娛樂性是大眾文化最主要的特點之一,在很多情況下微信紅包都具有消遣娛樂的意義。

微信群里的紅包形式通常是“拼手氣群紅包”,也即設定有限的紅包數,但每個紅包的數額隨機分配,因此大家拼的是速度與手氣,每人會根據手機網速的快慢搶到或沒有搶到紅包,以及搶到數額不等的紅包。搶過之后各種表情符、小動畫和語句所表達的夸張心情讓人忍俊不忍:有表示感謝的,如“謝謝老板”“老板很乖,一定能生二胎”;有表示贊美的,如“有土豪的味道”“這個發紅包的好帥”;有“顯擺”的,如“哇,我發財啦”“終于弄個最佳”;有“吐槽”貧富不均的,如“能不能退回去重領”“某某手氣真好!”;有抱怨沒搶到的,如“轉個身,紅包沒了”“關鍵時刻沒信號了”;有自我安慰的,如“一分也是愛”“終于心理平衡了,看到0.01”;有要求重發的,如“報告!我沒搶到,要求重發”“來吧,我已經準備好安全帽啦”,等等。

娛樂的一種常見方式是紅包接龍游戲,參與者通常遵循最佳者發的規則,即搶到數額最大紅包者要接著發紅包,以使游戲進行下去。這個規則是得到大家認可的,至于發放的具體數額則沒有什么統一標準,即使是小數額也沒有關系,但通常都不大,很少超過10元。參與者在拼速度和手氣的過程中,有驚喜,有打趣,并穿插著閑聊,極大地活躍了群里的氣氛,達到了游戲和娛樂的效果。紅包接龍游戲在春節期間玩得多一些,參與人數相對也多,因為春節是一個特殊的時期,它為搶紅包提供了行為正當性的道德許可和群體狂歡共識。[7]例如2017年正月初四下午的紅包接龍游戲中,在75分鐘的時間里,該群有20人相繼參與,共發送了50個紅包。上文已提到,大年初一至初三的時間里,除了發送祝福紅包,紅包接龍并不狂熱,可見大家都在忙于線下的走親訪友,F5更向筆者坦言她在家里招待了群里的兩撥同學,從側面說明了線上互動有助于擴展至線下的人際交往。

“最佳者發”的游戲規則體現了一種“分享”的價值觀,群成員大都自覺遵守這一規則,即便在非紅包接龍游戲中,搶到最佳紅包者通常也會接著拋出一個紅包。如若偶爾有最佳者沒有接著發,通常也沒有人計較,但若是有人表現過分,經常不遵守規則,則會有耿直的人出來指出。F1兼職微商,平時經常鼓動別人發紅包,自己卻很少發,F3很看不過去,多次在群里對她進行明譏暗諷,對F1造成了一定的壓力。

娛樂的另外一種形式是“惡搞”紅包,也即發一分錢的紅包,勾引“上鉤”者,發送者得逞后壞笑,上當受騙者則“責罵”,甚至賜給“錘子”“拳打腳踢”等表情符和小動畫,一陣“嬉笑怒罵”帶給大家的是輕松與歡愉。

現代社會是消費主義的社會,盡管物質財富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各種欲望的增長、社會競爭的加劇,加之人們在每個生命階段不得不面對的各種壓力,大多數人活得并不輕松,隨時隨地地娛樂一下是對自己的一種調劑,而基于同學情的微信群則提供了參與娛樂的空間。實際上除了紅包這一娛樂途徑,搞笑的小視頻和段子是群里最常見的轉發內容,可見大家對娛樂性的追捧。

三、社會結構的彰顯與社會整合

體現傳統禮俗文化與現代大眾娛樂文化的微信紅包,還必須置于當前中國的社會結構之下來分析才能理解得更全面,因為紅包作為一種符號可以區隔階層,彰顯身份、地位和人品。此外,微信紅包還可以起到社會動員、社會支持和調解內部矛盾的作用,達到社會整合的效果。

一是社會分層。發紅包的頻率,更重要的是紅包的數額可以彰顯發送者的社會經濟地位,確立發送者在社群結構中的位置。同學畢業20多年,現狀如何大家并不是非常清楚,因此通過所發紅包的頻率和數額的比較,發紅包頻率高、數額大的成員實際上可以獲得別人的稱贊和認可,重建在同學群中的社會身份和等級,滿足自我實現和群體身份認同的需求。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通過數額大的紅包來‘炫耀性消費’,體現了給予者居高臨下的自我展演和對‘聲望’的渴求”。[3]

紅包的數額還能體現同學們所處地域的層級性,而地域的層級也是社會經濟地位的一個表征。整體來說招遠市內成員所發紅包數額低于區級市和省外大城市成員。除去特殊時期(如春節),招遠同學發的紅包通常不超過10元,5、6、8、10元最常見;招遠市外同學發的紅包數額一般在10元以上,10、15、16、18、20元比較常見,超過20元的便是固定的幾位公司高收入者和企業主。

國家公務人員、事業編制人員很少通過紅包金額彰顯社會地位,因為在社會分層中,這些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是顯性的,而那些企業、公司中的員工、私營企業主等在社會分層中不是那么顯性的成員,則會通過紅包數額來彰顯經濟上的成功,以期在社會比較中獲得較高的地位與認可,尤其是那些當年在班級里默默無聞的成員現在感覺過得不錯,或者當年在班級里存在競爭關系(如學習上的競爭、追求異性上的競爭)的成員,依然想要在紅包的數額上不輸于對方。

發紅包除了能夠顯示社會經濟地位,還能夠顯示不同成員的人品:有的成員只發不搶;有的成員搶到了之后會再添加一點兒數額發紅包反饋給同學們,自己非但不占同學們的便宜,反而貢獻出自己的一部分;有的成員會把搶到的全部再發出去,自己不占別人的便宜,但也不想吃虧;有的在搶到的數額中拿出一部分來反饋給同學,自己賺取一部分;還有一些成員把搶紅包當作獲取意外之財的途徑,搶到了便是自己的,一毛不拔。因此,發紅包的頻率和數額比較高的成員會被貼上“土豪”或者“大方”的標簽,只搶不發或者很少發的成員,會被貼上人品有問題或者“不好”的標簽。

因此,紅包作為一種符號,鑒于它的受歡迎性以及所能指示的社會經濟地位和人品,那些尋求自我展現和群體認同的成員便會有意識地去使用紅包。從這個意義上講,紅包對于一些參與者會形成某種負擔,因為盡管數額沒有明確的標準,但發的數額大的成員對于發的數額少的成員無形中會形成一種壓力,于是有些人便被綁架,被迫發一定數額的紅包。

二是社會整合。社會整合的表現之一是社會動員與社會支持,常發生在求投票、募捐、調和緊張氣氛的情境下。

(1)求投票。求投票的發起者通常采取的模式是先發一個投票鏈接,再發一個紅包,刺激一下大家的參與熱情。在這個過程當中,還可以再次發紅包,一方面對之前表示支持的成員表達謝意,另一方面可以使投票繼續下去。如從事營銷的M6為了讓大家給“黑尚莓中國紅(酒)”投票,從2016年7月4日至13日連續10天,每天都發一個紅包和鏈接,最終獲得89個投票。群里出現的其他求投票還有“最美鄉村醫生”“山東省最美教師”“廣場舞”“煙臺蘋果十大品牌”“亞洲杯拼字大賽(巧口英語)”等等。那些搶了紅包的成員大都會去投上一票以表示支持,并且截圖為證,根本不會去看一下投票對象到底怎么樣,值不值得投票,投票只對發紅包的人和搶到的紅包負責,因此從這個層面上不得不讓人懷疑這些五花八門的投票活動的真正意義所在。

(2)募捐。募捐是另一種以紅包表達社會動員與支持的情形,以下是2016年12月10日下午14點11分群主F10發的信息:

@所有人 各位親愛的同學,咱們同學F2父親生病住院治療,花費巨大,想在群里跟大家伙講一下,一起幫她渡過難關!多少不限!關鍵是同學情誼!

大家可以微信轉賬給我,也可以銀行轉賬,賬號******。我統一轉交F2!也可以自己微信轉給F2!

統一收款時間截止到12月16號!也歡迎大家跟F2私信聯系,不限時間哦。

由于周六大家忙于家庭生活,群里在線人員不多,為聚人氣,募捐活動聯合發起者F5和M1一邊在群里閑聊,一邊使用紅包召喚術。F5先發一個紅包,然后M1又發一個名為“風雨同舟,共渡難關”的紅包。M9表示不會轉賬,在群里連發了3個200元的紅包,名為“麻煩轉F2”,M11也發了一個“請轉F2!略表心意”的200元紅包,F10接收后表示感謝,其他有幾位同學私下發紅包給F10,在群里通知F10收紅包,也有同學在群里告訴F10私下直接轉給F2了。晚上M7發了“F2父親祈福紅包”讓大家領,F1表示錯過了,M7接著又發“濃濃的同學情”紅包。接下來的幾天,陸續有人捐款,F10也陸續在群里告知收到了款。12月16日晚上7點30分,F10在群里@所有人,通告本次大家齊助F2共收到各類款項25000元整,并感恩M溫暖大家庭,F2現身對同學們表示感謝,M1發“M一家親”紅包,引出幾位同學閑聊,此事告一段落。

在此事件中,微信紅包充當了捐款的動員工具和轉賬工具,動員的作用從紅包的名字可以看出,不管是“風雨同舟,共渡難關”,還是“濃濃的同學情”,喚起的是同窗情誼以及M群“有難同當”的共同體意識。而微信發送和接收紅包的便捷性也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銀行轉賬功能,除了少數同學捐款數額超過1000元,大部分同學都是發個紅包便完成了捐款。在募捐的情境下,微信紅包起到了社會動員和社會支持的功能,既是經濟上的支持,又是情感上的動員和支持。

(3)緩和緊張氣氛。平息爭端、緩和緊張氣氛是紅包發揮整合功能的另一種表現。凡是有人群的地方便會有沖突,當某位有公心的成員感覺氣氛不對了便會發個紅包轉移一下話題,緩和一下緊張氣氛。2016年12月31日,F1和F3發生口角,有幾位男成員看到后分別發紅包調和,在大家搶紅包的過程中將沖突事件掩過。當事人也可以用紅包表達歉意,比如當感覺說的話有點兒過分了,便可以發個紅包求諒解。例如2016年8月18日,M1和M5倆人一唱一合地把兼職微商的F1打趣了一通后,M1意識到不妥后發了一個紅包,M5也發了一個題為“向F1老師鄭重致歉”的紅包,F1搶了紅包以笑臉符和感謝回應,其他搶到紅包的人出來閑聊,此事件便算翻過。

四、結論

從M群來看,微信紅包之所以流行在于它承載著一些重要的功能,具有社會文化的意義。首先,微信紅包作為一種新的紅包形式延續了傳統紅包的價值,依然具有禮物流動的性質,具有節假日以及人生重要時刻的儀式感,發揮著同學間、師生間的問候和祝福、喜事分享與慶祝等情感和倫理表達等功能。同時,微信紅包突破了線下紅包在節假日里局限于代際間、雇主與員工間的縱向流動范圍,拓展至同輩間的橫向流動。

其次,微信群紅包在同輩間的流動賦予紅包新的功能,即娛樂功能。但并不像有人所說的那樣,“微信紅包加劇‘娛樂至死’的膨脹、擠壓現實人際傳播空間”,[8]在老同學這種熟人圈子里,娛樂與游戲都有規則可循,微信紅包依然遵循法國社會學家莫斯在《禮物》中所提出的“互惠”原則,也即中國人際交往倡導的“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原則,如若有不遵循者則會受到群體壓力。同時,線上的娛樂是線下交往的有效補充,并沒有擠占線下的交往,相反由于線上的情感聯絡和互動,反而會促進線下的人際交往。

再次,微信紅包作為一種禮物經濟,既有彰顯群體分化的功能又有群體整合的功能。一方面,微信紅包發放的數額和頻率除了能夠以社會經濟地位進行分層,還能夠進行人品分層。另一方面,微信紅包在群體內部還時常起到社會動員、群體援助以及化解群體內部沖突的作用,體現了老同學群在事實上是作為一個共同體而存在的。

最后,M群作為一個微信群有其典型性,其典型性在于它是一個以同窗情為主要紐帶的中年人群體,從社交意義上來講更多的是線下社會關系的延伸和發展,它的特征可以概括為:地理分布上的相近性,歷史記憶上對青蔥懵懂歲月的共享性,人口學上人到中年職業的穩定性,行為方式上的偏理性,社會分層上的多層性,文化上的同根性,以及線上線下活動的交互性;谶@種典型性,本研究得出的關于微信紅包的結論具有拓展個案的意義,但同時可拓展的范圍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當前每個人都身置各種類型的基于線下關系的微信群中,單是同學群就有小學同學群、初中同學群、高中同學群、大學同學群以及研究生同學群,其他還有各種基于其他關系的微信群。鑒于現實群體關系的復雜性,微信群也是多元化的存在,因此探討微信紅包的社會文化意義不能脫離具體的人際交往情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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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鵝智酷.2016年微信影響力報告[DB/O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487072.html.

[3]蔣建國.金錢游戲與社交幻象:微信群搶紅包亂象的倫理反思[J].南京社會科學,2017(3).

[4]范紅霞.微信中的信息流動與新型社會關系的生產[J].現代傳播,2016(10).

[5]鄒廣文.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及其生成背景[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2).

[6]賈明.文化轉向:大眾文化時代的來臨[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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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KQk96eUnougKgVY12ElK9g.

[8]王瑞.淺析微信紅包對人際傳播的積極影響及消極表現[J].東南傳播,2015(7).

作者簡介:劉華芹(1974—),女,山東招遠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網絡人類學、都市人類學和鄉村社會變遷。

(責編:段佩伶(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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